海菜花在洱海大面积绽放。

杨继培摄

“数字洱海”监测管理平台界面。

大理州洱海管理局供图

洱海环湖生态廊道美景。

杨继培摄

清晨的阳光照耀洱海，湖面泛起粼粼金光。洱海之畔的生态廊道上，游客逐渐多了起来——有的跑步、骑行；有的漫游打卡；有的拍婚纱照；有的点上一杯咖啡，面朝洱海发呆……

洱海生态美景，成为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一张亮丽名片。统计显示，洱海生态廊道年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2015年以来，云南大理坚持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污，围绕削减入湖污染负荷这一重点，抓实治污水、治垃圾、治农业面源污染、改善水生态各项工作，洱海保护治理范围从252平方公里的湖区扩大至2565平方公里的整个流域。

十年来，洱海保护治理如何推进？具体成效如何？记者进行了采访。

“从推土机到显微镜的治理变化”

水质监测，是洱海保护治理工作的重要一环。水质动态变化，如何及时发现异常并采取应对措施？

在大理州洱海管理局，“数字洱海”监测管理平台上，400多个前端监测设备的数据实时显示。

“如果一个点位的水质超过阈值，我们就会及时将相关情况反馈给责任单位，由其派人到场处理。”大理州智慧洱海监管指挥中心副主任李艳芳介绍，“数字洱海”接入了洱海流域水文、气象、污水处理厂等26家单位的数据，前端设备能实时自动检测水中的温度、溶解氧、pH值、浊度、电导率等参数指标，每4个小时自动检测水质变化情况。

有了“数字洱海”还不够，人工监测也在常态化开展。

每到周一，上海交通大学云南（大理）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便会分赴洱海流域各处，抽取水样，取水点涉及洱海湖区22条垂线，流域27条入湖河流、31条溪流沟渠、13块净化湿地以及上游的湖泊水库。

水样取回后，当晚10点半前就要检测出一半以上的指标。对于取自洱海、流域湿地及上游湖泊水库的水样，还要进一步检测藻类变化。

这是一项目前机器还无法精准识别的工作，得靠人工完成。

实验室里，一块20×20毫米的正方形方格，被划出了100个小方格。滴入一滴水样，检测员在显微镜下抽样选取一定数量的方格，开始用肉眼识别其中的藻类并一一登记数量。

一滴水样，有时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完成检测。洱海水样检测为何要如此细致？

“不同季节、不同点位，水体的藻类都不一样。需要根据湖体藻类变化精准确定干预举措。”上海交通大学云南（大理）研究院院长王欣泽解释，每周的水样数据最终会经过汇总形成水质情况报告，为接下来的洱海保护治理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长期以来，王欣泽和团队一直围绕洱海开展科研工作，为洱海保护治理提供技术解决方案。

“十年来，洱海经历了从推土机到显微镜的治理变化。”王欣泽介绍，从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开始，洱海流域实施的环湖截污工程、污水处理厂、农业面源污染防控体系、数字洱海全天候监测平台等众多项目，已形成常态化治理体系，助推洱海保护治理更加精细化。

“洱海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优良水平，湖体透明度提升至2.29米……”在2024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洱海）论坛上，大理州向国内外嘉宾通报了洱海的保护治理成效。

洱海水质持续向好，王欣泽和团队没有松懈。多年监测研究发现，近年来气候变暖带来的水温升高，以及洱海底泥等内源性问题，仍会影响洱海水质。“实现洱海水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还需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王欣泽说。

“变废为宝，是对洱海的一种责任”

早上8时，在大理州上关镇大营村的畜禽粪污收集站内，站点负责人杨海朋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按每吨80元到200元的价格，分类收集村民送来的畜禽粪污，或是驾驶专用车辆开展流动收集。

“一年四季，几乎每天都在跑。”杨海朋说，村里之前畜禽粪污乱堆乱放、一下雨就污水横流的现象彻底得到改善。

畜禽粪污收集后，云南顺丰洱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顺丰环保公司”）的清运车辆会及时将收集物运送到加工厂内，用于生产各类有机肥。

生产经营与洱海保护息息相关，云南顺丰环保公司负责人钟顺和每天上下班路过洱海边，都会下意识地看一下车窗外的洱海。

20年前，钟顺和在大理当地开办了一家肥料生产企业。当时，洱海流域有多家大型奶牛养殖场，为有机肥的生产提供了丰沛的原料。2015年以来，随着洱海系统性保护治理工作的推进，洱海流域的规模养殖场搬迁到流域之外。

钟顺和的企业并没有因养殖场的搬迁而陷入困境，相反，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扶持下，他积极筹资扩大生产规模，在环洱海流域新建收集站；组织专业队伍对洱海滨湖带的枯死水草、淤泥进行打捞、清运；集中收集、清运洱海流域的畜禽粪污、餐厨垃圾及污水处理厂污泥等各类有机废弃物，拉回工厂生产加工成有机肥。

杨海朋，便是云南顺丰环保公司在洱海流域农村设置的畜禽粪污收集员中的一员。

洱海关系千家万户，一边是保护洱海的责任，一边是扩大规模面临的经营管理压力。每当焦虑时，钟顺和经常会到洱海边散心。“每当看到外地游客在洱海岸边游玩，一脸陶醉，自豪感油然而生。”洱海，治愈了钟顺和的焦虑。

通过技术改良，钟顺和把废物综合循环利用发挥到极致：加工排出的热气用来烘干有机废弃物，生产过程收集生物天然气用于发电和工厂锅炉燃烧，剩下的原料加工成各类固体有机肥和液体有机肥……

“洱海系统性保护治理十年，我们实现了洱海流域各类型有机废弃物的应收尽收，助推了企业发展。”工厂办公室里，钟顺和拿出一组数据介绍，2015年以来，企业从1个收集站、1个加工厂，发展到如今遍布洱海流域的27个收集站、6个加工厂，企业每年的有机废弃物处理能力从5万吨增长到现在的80多万吨，企业也成功在新三板上市。

“变废为宝，是对洱海的一种责任。”企业在洱海保护治理中成长，同时兼任洱海保护协会会长的钟顺和对洱海保护更加上心，“计划把厂区打造成生态文明实践基地，通过研学教育，让更多人参与到洱海保护中来。”

“洱海的生态福利，我们现在享受到了”

清波拍岸，水草丰茂，水鸟嬉戏其间，不时有游客在岸边打卡拍照……这是洱海之畔大理州古生村的春日图景。

看到这一幕，57岁的古生村村民何利成禁不住感慨万千，思绪又回到了从前。

早年，和其他村民一样，何利成在洱海边围塘养鱼，因为蓝藻暴发，鱼塘和机动渔船被取缔，为了一家人生计，他只能远赴外地租塘养鱼，一去就是16年。

2015年洱海系统性保护治理工作开启后，何利成积极配合政府拆除了毗邻洱海的院子和部分房屋，让位于地下管网铺设和生态廊道建设，原本开设的民宿生意也受到影响。

一家人要生存，咋办？

恰在这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锁带领高校师生团队来到古生村，建立科技小院，开展生态种植相关研究，助力减轻洱海农业面源污染负荷。

农业面源污染，曾是洱海水质的重要污染源之一。2015年以来，大理州在洱海流域全面禁止使用含氮磷化肥和高毒高残留农药，禁种大水大肥作物，推行有机肥及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有了科技小院师生的进驻，生态种植开始在洱海流域全面铺开。

在科技小院师生的技术支持下，何利成在村里承包了800亩土地，开展“水稻+”生态种植。

“灌溉用水全部拦截流入库塘，通过自然净化回收循环灌溉；禁止使用含氮磷化肥和高毒高残留农药，推行有机肥及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成天跟着科技小院的师生们在田地里忙活，何利成对生态种植的各个环节早已了然于胸。几年下来，何利成收获满满。

“与传统种植相比，每季每亩平均增产100公斤、每亩成本降低300多元，更重要的是灌溉用水不直接流入洱海。”何利成说，通过开展生态种植，在保护洱海的同时，自己也实现了增收致富。

受益于生态种植的，不只何利成，公开资料显示，截至目前，利用科技小院的科研成果，洱海流域的水稻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已推广至5.5万亩。

洱海生态好了，游客接踵而至，很多村民吃上了旅游饭，不少外出的年轻人也选择回乡创业。漫步古生村，干净整洁的街巷里，民宿、咖啡馆等随处可见。“到了暑假旅游旺季，村里的游客更是像赶集一样。”对于村子十年的发展变化，何利成有着切身体会，“10年前，村里只有我家开民宿，现在已超过60家。”

再过半个月，年前种下的马铃薯即将采收，随后又要种植水稻。回忆洱海昔日的模样，谈起现在的幸福生活，何利成古铜色的脸上挂满笑容：“洱海的生态福利，我们现在享受到了。”